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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知青”的情緣
              ■李成忠
              寫在前面的話
               
                  翻開新中國最初出版的《中國地圖》,可以看到,在中國版圖的東北角,有一片顯示為濕地的區域,這就是中國重要的一片濕地——三江濕地。這里,北面有著名的黑龍江、中間有美麗的松花江,東面則是有著神秘色彩的烏蘇里江。三條江當中,有兩條江、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是中國和原蘇聯、現在的俄羅斯之間的界河。三江在這里交匯,形成了一片三角洲地帶。這也是這片濕地形成的地理條件。
                  這是一片蠻荒的土地。這是一片亙古的荒原!幾千年來,這里人煙稀少,只有荒草連綿。眾多河流的支汊漫流在這片平坦遼闊的荒原上,一到夏天,這里就是一片水鄉澤國。一人多高的荒草春來葳蕤,秋來枯黃,生了滅,滅了生。荒草的根須和莖稈一年一年地腐爛、炭化,形成了一米多厚的草毯,人走在上面像走在一塊柔軟的海綿上。這就是著名的“北大荒”!
                  “北大荒,真荒涼,又有兔子又有狼……”這凄楚蒼涼的歌謠,是當年北大荒的真實寫照。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據說只有極少數的冒險者來這里種植過鴉片。
                  喚醒這片沉睡千年的亙古荒原的是王震將軍的鐵道兵部隊。其麾下的8502師一千多官兵作為先遣隊,在代師長黃振榮的親自率領下,于1956年挺進這片遼闊而肥沃的土地,勘察探測,屯墾戍邊。這支先遣部隊的團部就設在了南橫林子,也就是后來的852農場的場部;農場的名字也就由原來的8502師改為了852農場。后來成立的農場名字也都由此開始排列。兩年之后的1958年,又有大批的鐵道兵部隊官兵集體轉業,來到了北大荒。至此,總數達到十萬大軍的鐵道兵部隊成為了開發北大荒的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骨干力量。后來,又陸續從山東、河北、北京等地來了很多支邊青年,加入到了這個開發隊伍之中來,曾經的“北大荒”逐步變得生機勃勃,人丁興旺,并逐步變成了“北大倉”,成為了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成為了中國的“糧倉”。
                  我的父親就是當年挺進北大荒的十萬大軍中的第一批成員之一。轉業到了黑龍江之后,他先是在蘿北的一個農墾技校里學習農業機械。我曾經看到過他的學習筆記,記得非常認真仔細,字跡工整,內容清晰,機械的透視圖也畫得工工整整,還用紅藍鉛筆區分開來。父親技校學習結束后,就上了拖拉機、康拜因等這些大型機械,當了駕駛員。我想,他應該是新中國最早一代的拖拉機手了。
                  北大荒開發之初,建的是國營農場,以團為單位,一個團就是一個農場。按照順序,我們是二十團,在我們附近有一個農場,叫五十八團,可見農場很多。所有的農場都隸屬于國家農墾總局,并不直接歸農業部管。我們的農場叫八五二農場。一個農場下屬幾個分場,一個分場就是原來部隊的一個營。八五二農場下屬七個分場,每個分場又下屬十幾個連隊,一般一個連隊有一萬多畝土地。這樣算來,我們一個分場應該有十多萬畝的土地。而整個八五二農場就應該有七、八十萬畝土地。當然還有一些附屬配套的單位,如負責基建的工程營,負責養殖的養殖場,負責糧食加工的加工廠以及木材廠、機械修配廠、醫院等等。這些單位也都是營級建制,每個單位都相當于一個分廠。
                  我是在父親到北大荒之后的第二年出生的,因此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之子。最初,我家是在另一個分場。聽母親說,當時剛去的時候,農場還沒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朝鮮族聚居的村子里,農場的人管那里叫“朝鮮村”。朝鮮村當然也沒有多余的房子,因此就住在朝鮮族村民的家里。不用說,那時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當我記事的時候,我家已經搬到了一個新建分場的連隊——六分場一隊。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的農場一度叫做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二十團。自然,我們的連隊也就改名叫六營一連,連隊的職工也都成為了兵團戰士。直到文革結束,農場的名字才又改回了八五二農場,一直到現在。
                  農場的名字雖然改來改去,但在地圖上,這兩個名字在我離開北大荒之前都不曾有過,地圖上的真正的名字叫南橫林子。——這是我們總場場部所在地的正式地址。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很早就得了氣管炎,一直哮喘、咳嗽。后來由于病情逐漸加重,不能再在機務上干了。連里照顧他,就讓他做一些輕體力工作,于是他先后干過道路養護工,農具場管理員等,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時,他還當過連隊學校的貧管會代表。父親的氣管炎,最后發展為肺心病,于1976年5月病逝,終年還不到50歲。我一直覺得,他的病與他當過鐵道兵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讓北大荒第二次煥發出青春和活力的,應該是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了。那可真是一段紅紅火火的日子。偏遠閉塞的北大荒,忽然之間來了大批的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爾濱等中國最繁華、最令人向往的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每一個北大荒人的心情都是格外地開朗和舒暢!
              “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這首當年傳唱在解放區、給解放區帶來一片喜氣的著名歌曲,似乎也能夠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知青來到農場時農場人那喜悅的心情。
                  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之時,我還是一個剛上四年級的小學生,但對當時的許多情形已經有了很深的印象。后來,在連隊的文藝宣傳隊活躍的時候,我也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從那時開始,我就與知青有了比較多的接觸。并且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的老師又幾乎全都是北京知青。高中畢業后,我又回到了連隊,與知青的接觸就更多了。
                  是命運將我與知青這個群體連結起來,與之結下了師生情、朋友情、同事情。在知青的影響和幫助下,我也走出了農場,走進了城市。在我記憶的深處,保存著許多我與知青的永生難忘的故事……
               
              一、知青來到了咱們連
               
                  印象中,是1968年春末夏初的一個早晨,太陽剛剛升起來沒多久,一向平靜的六營一連就沸騰起來了!全連的人都陸續來到了連隊東面的公路旁,揮舞著紅旗,使勁敲著鑼鼓,像過節一樣。因為今天北京知青要來了!
                  當遠處公路盡頭一個黑點慢慢出現,人群立即歡騰起來,高喊著:來啦!來啦!——原來是送知青的汽車出現了!頓時,鑼鼓更加熱烈,氣氛更加高漲!隨著深綠色的解放牌汽車的輪廓越來越清晰,插在車廂上的紅旗也越來越鮮艷。不一會兒,滿載知青的汽車已經來到了跟前!人們激動而又熱情地把這些“有知識的青年”迎接到了連隊。
                  當時的知青宿舍實在蓋得太倉促,知青們都要住進去了,糊墻的泥巴卻還沒干,只好用火烤——將一個廢棄的大油桶改成爐子,里面架上劈柴,燒得旺旺的,用它來烘烤未干的泥墻。大宿舍,大通鋪,鋪蓋一床挨一床。剛住進去的知青們就在這樣的宿舍里開始了學習“毛選”活動。——那時叫“天天讀”,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學習活動。記得梅建中一來就被連隊任命為農工排長,于是每天一清早,他就先領著大家盤腿坐在大通鋪上,圍成一個圈學習,然后再下地干活。我們當時還是孩子,喜歡看熱鬧,看他們認真學習的樣子,覺得很新鮮。
                  杭州知青比北京知青晚一年到連隊,到的時候好像已經是初夏,小麥已經綠油油的了,連隊南面的森林更是濃綠一片。森林里,各種鳥的叫聲匯成一片,嘈雜熱烈,而布谷鳥的叫聲,又是格外地清脆悅耳。一大幫杭州知青被北國景色所吸引,沿著公路旁的機耕路朝畜牧排的樹林里走去。——這應該是城里人才會有的“雅興”,文雅點兒說,是踏青。回來的時候,他們每人手里都捧著一大把野花。這一情形在當時的我看來,簡直太少見多怪了——野花到處都是,有什么稀罕的? 
                  還有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見到了籃球!以前,連里是沒有籃球的。我們玩的球,是只有拳頭那么大小的小皮球。知青來了以后,在連隊南面一塊原來作為堆放和攤曬糧食的舊場院里,支起了一個籃球架——記得只有一個球架,新平整出來的半個籃球場,還不是一個完整的球場,知青們就在這自建的簡易球場里打球了。一天傍晚,幾個知青吃完晚飯,拿著一個籃球朝這個簡易籃球場走去。我第一次看到了籃球,心里暗暗驚嘆:“這么大的球啊?!”
                  知青們的到來,活躍了連隊的文化生活。我第一次認識了黑板報。那圖文并茂的版面,工整美觀的粉筆字,簡潔形象的插圖,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連隊的職工們常常是忍不住地駐足閱讀、欣賞,當然還有贊嘆。徐慧、楊揚、凌曉紅……好像很多人都是出黑板報的高手。文藝活動也搞得有聲有色,勞動之余,排練、演出,歡快熱烈,這也是我們以前從未看到過的。我還記得楊揚的手風琴拉得非常好,讓我們好羨慕啊!一個叫張琪的北京知青會拉小提琴。我深深地贊嘆知青們的多才多藝。
              閑暇時,知青們常常結隊串門,到老職工家里走訪,像串親戚一樣。大家都感到,知青來到了連隊以后,連隊變得生機勃勃,充滿了朝氣和活力。
               
              二、一場車禍
               
                  我從小特別愛車,就是一個獨輪車,我都會愛不釋手。這也是我曾經遭遇過一次驚險車禍的緣由。
                  那是1970年深秋的一天,我已是初一學生了。我們的老師——北京知青杜式文帶領我們班的九個同學去參加學農勞動,到地里撿大豆。一大早,我們就排著隊出發了,杜老師走在隊伍的最前頭。我們出了村口上了大路,沿著公路往北走。走了沒多遠,我遠遠地看到連里僅有的一輛手推車停在指導員賈修林家的門前。我想,要是把那輛手推車推來,那撿到的大豆就可以隨時放到車上,就會撿得多,又省力得多啦!于是我立刻興奮起來。向杜老師喊了一聲:“老師我去推車子去!”說完都沒等到杜老師的允許,我扭頭就跑。我當時的注意力完全被那輛手推車吸引了,竟然連迎面而來的一輛油罐汽車都沒有看到!就這樣,一場車禍發生了——就在我橫穿馬路時,那輛草綠色的“解放”牌油罐車已經風馳電掣般地駛到了面前,我與汽車幾乎要成九十度角相撞!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司機下意識地緊踩剎車、急打方向,把汽車沖到了公路旁的排水溝里,我沒有被汽車直接撞上,但汽車那高速行駛的巨大慣性還是把我掀翻在地,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據當時在公路邊的場院上干活的人后來說,事發之后,杜老師急忙抱起我朝連隊里跑去。他那有些駝背的身影和抱著我奔跑的情形留在了場院上那些人們的視線中。杜老師把我直接送到了范俊醫生的家里。范俊醫生曾是軍醫,是一個很優秀的醫生。他做了一下初步檢查后,就攔下了隨后駛來的另一輛汽車,緊急把我送到了團部醫院。
                  經過搶救,下午,我醒了過來。看到床邊的椅子上坐著高斌仁叔叔——那時我們還是孩子,管知青都叫叔叔阿姨的。——原來,是連里派了他來護理我的。后來的幾天,都是高叔叔照顧我,一直到我出院。高叔叔很和氣,而我當時卻很淘氣。他把吃飯用的勺子插在上衣口袋插鋼筆的地方,我卻硬是要上去搶來用它吃罐頭。于是他就從口袋里拿下來給我用。那時我們是沒有餐具自用的意識和習慣的。直到長大之后我才明白過來,他是因為城里人的衛生習慣,才自備了一把勺子;又因為是在醫院里,勺子又不是別的東西,要吃飯用,是不好隨便亂放的,所以他就只好插在衣服的口袋里。而我卻硬要搶來用。后來每想起來這件事,都覺得那時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啊!
                  我因車禍受傷不輕,醫生診斷為腦震蕩。好在在杜老師的及時救護和高叔叔的悉心護理下,我很快就傷愈出院了。我后來想,出了這么大的車禍,我竟然沒有留下什么嚴重的后遺癥,這肯定與這兩位知青是分不開的。我一直把他們兩人當作我的恩人看待。
               
              三、我的“舞臺藝術生涯”
               
                  知青們的到來,大大豐富了連隊的文化藝術生活。記得知青們剛來就自編了一個歌舞,歌詞是這樣的:
                  “跨過松花江,嘿!
                  越過完達山,
                  前面來到了六營一連;
                  一聲轟隆隆,
                  糧食堆成山,
                  生產建設兵團就在眼前!………”
                  一幫女知青,每人腰里扎一根長長的紅綢子,兩手握在紅綢兩端一半的地方,使紅綢可以舞動起來。她們跳的歡快熱烈,舞臺上紅綢飛舞,顯得火紅一片。臺下的人也看得熱血沸騰。
                  那時,連隊文藝演出搞得紅紅火火,精彩紛呈。也因此,我有了一段令我長久回味的“舞臺藝術生涯”。
              當時,為進行階級斗爭教育,知青們編排了許多憶苦思甜的文藝節目,把連隊的很多老職工都發動起來登臺演出。在《收租院》中,患有氣管炎、常年哮喘的老職工于鳳林扮演一個與孫女相依為命的討飯的瞎子,李吉芬扮演一個被劉文彩搶去做奶媽的窮人,姜文禮在《雷鋒》里扮演了童年小雷鋒的哥哥,而扮演小雷鋒的就是我。
              導演當然都是知青中的文藝骨干,演員以知青為主。那時大家對演出都很認真,也很投入。記得排演《雷鋒》時,連里很重視。在正式演出之前,要先給連里的主管領導演一次,相當于匯報演出和接受領導審查。劇中的一個情節是:雷鋒的哥哥在臨終之前,囑咐雷鋒要等媽媽回來,要報仇之類的話。這時,知青佟輯永扮演的地主的“狗腿子”上門來逼債,小小年紀的雷鋒憤怒反抗,搏斗中狠狠地在“狗腿子”的胳膊上咬了一口。那天匯報演出,一切順利,觀看匯報演出的指導員包鳳蓮完全沉浸在情節中,看得淚水漣漣。她對演出作了高度的評價。正在我們準備解散的時候,佟輯永悄悄地跟我說了一句:“把我的手都咬破了!”我朝他手上一看,可不是!他手上包了塊手絹,掀開手絹,是清晰的牙印和滲出的血……。雖然佟輯永沒有絲毫責備我的意思,而我卻覺得挺歉疚的。但當時我的精神完全投入到劇情中去了,下口太狠了……
                  后來,我還參加排演了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片段“十八棵青松”、反映大革命時期紅軍故事的《永遠跟著毛委員走》等等許多節目,很是風光了一陣子呢!
                  文藝演出一直持續到77年。那時北京知青大部分都返城了,于是杭州知青楊建挑起了大梁。她領我們編排了一個新疆歌舞節目,表現一個新疆老大爺參觀大寨回到家鄉后高興的情景。我扮演的就是那個新疆庫爾班大叔,四個“新疆姑娘”在為我伴舞。這個節目在我們分場舉行的的文藝匯演中引起熱烈的反響,掌聲久久不息,我們已經轉到后臺準備卸妝了,掌聲還在熱烈地響著,以致我們不得不返場再演了一遍……
              隨著知青們陸續離開了連隊,離開了北大荒,曾經的文藝宣傳隊也就不復存在,曾經紅紅火火的文藝演出活動也就無聲無息地停止了,我的“舞臺藝術生涯”就此結束。
                  但我一直很懷念那段時光。因為是知青為我提供了登臺演出的機會,是知青發掘出了我的“表演天賦”,這才使我有了一段挺值得驕傲的少年時光。
               
              四、我的知青老師們
               

               
                  最早教我的老師是范俊醫生的愛人李煊華。她是我的啟蒙老師。知青老師中,杜式文老師是教我最早又教的時間最長的老師。
                  杜老師剛到連隊不久就擔任我們的老師了,那時我還是小學四年級。非常深刻的一個印象是:我們一個班20多個同學,在一個低矮的、黑乎乎的屋子里上課,他在給我們上語文課。他讓我們用“坐在”這個詞造句。我造的“我看到朱德坐在主席臺上”之句,得到了他在全班同學面前的夸獎。——那時我們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以報紙為主,但也往往滯后得很。除此之外,就是在連隊放電影的時候,從電影正式放映之前加映的新聞紀錄片中看到一些新聞。那次“朱德坐在主席臺上”的情節,就是從這里得來的。也許是得到表揚的次數很少吧,所以對這次表揚記憶格外深。
                  1969年3月2日,中蘇爆發了邊界沖突,這就是當年那場震驚中外的“珍寶島事件”。這件事與我們發生關系的,一是學校里組織學生長跑有了一個很好的創意,就是提出了一個“跑到珍寶島”計劃。不是說讓我們真的跑到珍寶島去,而是學校號召每個同學每天跑步,并將跑步的距離記下來,填寫在墻上掛著的一張大表上,等到跑步的總里程達到連隊與珍寶島的距離了,就表示跑到珍寶島了。由此我知道了我們離著珍寶島的距離是72公里。我很感自豪的是,我“跑到”了珍寶島了。現在想來,那是老師們為了鼓勵我們鍛煉想出來的一個多好的主意啊!那應該是杜老師的主意吧?我想。因為那時他好像已經是主政一隊學校的校長了。
              另一件與我們有關的事就是,當時連隊里形勢并不是很緊張,但也根據上面的要求,挖防空洞,做些備戰工作。不知是統一要求的,還是杜老師出于責任心,他給我們開了俄語課,教我們一些日常用語,以備蘇聯軍隊真的打過來了,我們也好能夠參加戰斗,抓個俘虜什么的。所以他教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抓俘虜時用的“繳槍不殺!”我還記得是這樣說的:
                  “斯拉銳捷,阿魯(這是個卷舌音)瑞也,捏務必要姆!”
                  另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
                  “達斯特拉斯特烏耶特,普咧切絲也達切利,毛!”
                  其他還有“共產黨萬歲”什么的,有點兒像就義時用的。不過都忘記了。
                  隨著中蘇邊境沖突的平息,那些在平地上挖出來的、原準備隱藏拖拉機等大型機械的所謂防空洞,成了一個個沒有頂蓋的大坑,后來都積滿了水,又沒有別的用處,就一個個被填掉了。我們的俄語學業也隨之很快“結業”了。讓我感到有所收獲的是,到現在我還記得杜老師教的這兩句俄語。這也是我這一生唯一會說的兩句俄語。——雖然現在看來是永遠也用不上了。
                  后來他先后教過我們數學、物理、化學等,是一個全科老師。77年恢復高考后,他考取了黑龍江大學數學系。1980年3月,我從山東老家探親回來,還去黑大看望過他。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他的宿舍里。他把他的床鋪讓出來給我住,他自己則住到別的宿舍去了。
                  李洋老師當我們老師的時間不長,但她那豁達的性格、爽朗的笑聲,令人印象深刻。她當過我們的班主任,為我初中畢業繼續升學讀高中她還操過心。記得那是在我初中畢業的前夕,可能因為父親的身體原因,加上家里孩子多,我家的生活負擔是比較重的,所以可能家里考慮讓我工作。當時高中還不普及,況且分場剛辦高中,肯上高中的人并不多。令我難忘的是她為了讓我讀高中而到我家里去做我父母的工作。晚上,李洋老師和我父母一起坐在小板凳上促膝而談,她不時地仰頭大笑。冬天,屋子里暖和,可能把腳捂得癢了,于是她就像在家里一樣,脫掉鞋襪,搓起腳丫子來了,一邊搓一邊繼續和我父母聊天,繼續仰頭大笑……我不知我能夠到分場去讀高中,是不是與這次李洋老師的思想工作有關,但我順利地升上了高中卻是實實在在的。


               
                  在知青到來之前,連隊的學生少,也沒有正式的校舍,我是在低矮的土坯房子里,坐著長木板釘成的桌凳讀完小學的。知青來到連隊后,師資力量強了,才開始辦初中。我于是有幸成為連隊的第一屆初中生。葛萬霞老師就是我們初中畢業班老師,也是教我們時間比較長的老師。
              葛老師是后來接手我們班的。那時我們班九個同學中,有六個男生,而且年齡相差很大,都很淘氣。當得知要來一個女老師教我們的時候,劉桂昌、馮建廷、匡永勝這三個鬼點子多的同學就商量著怎樣給新老師來一個下馬威。最后決定:當新老師一進教室時,大家就一起嚎叫起哄。于是,葛老師來的那天,我們就靜靜地等待著,等待著一個突然的爆發。但當葛老師進來時,她那優雅的儀態和威嚴的目光,一下子就把那幾個“壞”小子全都鎮住了!教室里靜悄悄的,誰也沒敢起哄,準備好的一場惡作劇就這樣煙消云散了。
                  葛老師有著非常扎實的知識功底,課也上得好,但學生有時也會刁難她,好像要顯擺一下本事似的。有一次,劉桂昌不知從哪里找來一道大馬、中馬和小馬馱瓦片的題目讓葛老師算。這是一道三元一次方程的題目,而當時我們只學了二元一次方程,自然覺得這是一道難得不得了的題目了。劉桂昌以為這回可把葛老師給難住了,所以很得意。葛老師沒說什么,把題目接了過去,很快算出了答案,讓劉桂昌非常意外,也讓我們極其佩服。
              她給我們講知識的重要性,我們卻不以為然,于是她就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她說她在高中時,曾去工廠參加學工勞動。一次,帶她的工人師傅讓她算一個齒輪的數據。她埋頭算了半天之后問師傅:“有《數學用表》嗎?”師傅也不說話,只是給她找了一本《數學用表》。在她把答案交給師傅之后,師傅只說了一句話:“你要是只有初中的知識,你就算不出來!” 
                  轉眼,我們要畢業了,要到分場高中去讀書了。這是葛老師教出的第一個畢業班。一天晚上,葛老師把我們陸續叫到她的宿舍。那是一間低矮破舊的土坯房,進門時還要低一下頭才能進去。我是和另一個同學匡永勝一起去的。我們進去的時候,她坐在土炕的炕沿上,朝我們很和藹地微笑著。她祝賀我們初中畢業并將要升入高中了。隨后,她送給我們每人一本軟面抄的筆記本。在當時,這樣精美的筆記本,是我未曾見過的。我小心翼翼地接過筆記本,抬眼看了看令我尊敬和熱愛的葛老師。在橙黃的油燈的微光中,她那微笑著的面容,明暗對比,清晰而朦朧,就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畫……
                  我們是六分場中學的第一屆高中生。開學的第一天,葛老師親自把我們送到學校。那是個天高云淡的晴好天氣,葛老師領著我們,踏著初春融化的積雪,走向了我們的新教室,直到把我們交給了我們的新老師,她才放心地離去。后來,我們成了住校生,每個星期才回家一次,也難得見到她了。
              一個秋高氣爽的周日的下午,我從家里返回學校,恰巧在葛老師的宿舍附近等車。遠遠看到葛老師和她的一位女伴靠墻坐在宿舍門前的小板凳上,唱著一首很抒情的歌。午后的太陽金光燦爛,大地上的 一切都被鑲上了一道金邊,葛老師的身影被籠罩在這金色的霞光之中,伴著悠揚的歌聲,顯得如詩如畫……
              葛老師大概是1975年離開了連隊返回北京的,此后的很多年,我都沒有她的消息了,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葛老師了。這讓我很傷心。于是,我就把葛老師送我的那本珍藏了很多年一直舍不得用的筆記本做了歌曲集,用它來抄錄我喜愛的歌曲,準備永遠珍藏。
                  1991年秋,杭州知青小宣去北京出差,回來之后,興奮地向大家匯報她與北京知青相聚的情形,在一張合影照片中,我意外地見到了我的葛老師了!她站在一群人中的最后一排的最邊上,開心地笑著。但她頭發已經有些花白了……
                  葛老師是外交官的女兒,家學深厚,她本人又學識淵博,是北師大女附中的高材生,又能歌善舞,才華橫溢。但她一向為人低調,謙和樸實,樂于助人,從沒有高干子女的一絲傲氣。從她在這張照片中所站的位置,也能夠看出她的為人風格。
                  我立即給她打去了電話。這樣,我們的師生緣才又接續上了。后來,她到杭州來看過我們。2011年春節,我們也到北京去看望過她。六十多歲的她一路小跑著來迎接我們,那個形象又一次永遠地定格在我的腦海中……
                  教過我的知青老師還有李凌、劉沂倫、傅兆康等,都是很有才氣的老師,可惜他們教的時間都不長。李凌老師講課富有激情,朗誦非常有感染力;劉沂倫老師講課沉穩,條理清晰,她還會拉手風琴;傅兆康老師是令我們最敬畏的一個老師,因為他不茍言笑。他走起路來總是低著頭,慢悠悠地,總是在沉思的樣子,像個思想者。
              這些優秀的老師,以他們淵博的知識,和藹的態度,謙遜的品格,真誠的為人,言傳身教,感染熏陶著我們,使我們在潛移默化之中,不知不覺地有了些長進。
               
              五、人生道路的第一次轉折
               
                  1974年7月,我高中畢業后,又回到了一連,正式成為一名連隊職工。第二年的三月份,我就被分配到尤特斯上去做駕駛員了。那是連里唯一的一臺輪式拖拉機,是用來跑運輸的。那時,這幾乎可以說是連隊最好的工作了,也是多少年輕人向往的一份工作。與我一起畢業分配到我們連隊的共有8個人,我能得到這份工作,是非常幸運的。當時在全連職工大會上,領導宣布了我們的分配方案后,坐在我前面的北京知青于萍,還回過頭來特意對我表示祝賀。過了一年多,就是76年的夏天,分場汽車隊的王大力隊長想調我到分場開汽車去。但自畢業后,我就一心想著要上大學。當時還是推薦上大學,而且要有兩年的工作經歷才能被推薦。我工作已經滿兩年了,這個條件已經具備了,所以我不想離開連隊。
                  到了10月份,“四人幫”被打倒以后,正是秋收的季節。一天早上,我正在地里跟著康拜因拉大豆,指導員羅南洋坐到了我的車上來。在說了幾句秋收工作的情況后,他問我:“調你去學校當老師怎么樣?”我一聽,非常高興。因為我一直擔心,如果分場調我去開汽車,那這一輩子可就跟方向盤分不開了!所以,我就滿口答應。這樣,我于這年秋收結束后,就到了學校。后來我才知道,為了我的當老師,連隊領導班子中還有過一場激烈的爭論呢!
                  當時,連長是范長義,指導員是羅南洋,機務副連長任成君,副指導員是蘇斌,婦女副連長是楊建。班子五個人,范長義和任成君堅決不同意我離開尤特,而蘇斌和楊建兩個知青領導則從加強師資力量的角度,堅持要調我到學校當老師。指導員羅南洋持中立態度。這形成了2.5:2.5的局面。當時班子里分管學校工作的是副指導員蘇斌,學校的負責人是從三連調來不久的孫雅珍,我并不熟悉她。在班子爭論雙方勢均力敵僵持不下的情況下,她的態度成為了關鍵。而她可能是聽了蘇斌等人的介紹吧,堅決要我到學校。這樣,我調到學校當老師的事情就這么定下來了。
                  蘇斌、楊建在調我當老師這件事情上的堅持和力爭,孫雅珍在關鍵時刻的鮮明態度,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直到現在,每念及此,我都非常感激這三位知青領導。孫雅珍后來一直是學校的負責人,我們也成為了無話不談的知己。七九年冬天她才離開北大荒。
              v有必要補充說明一下的是,我后來才知道,為了我被調離了駕駛員崗位,副連長任成君后來還被分場的領導“訓”了一頓。那個領導沖他發火說:“……把一個駕駛員調走,也不報告一聲。我們培養一個駕駛員容易嗎?……”但那時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沒辦法了。我想,要是分場早知道了要調我去當老師,那我這個老師可能還真的當不成呢!
               
              六、我的兩位知青同事
               
                  這里所說的兩位知青同事,一位是鄭莉莉,一位是劉惠珍。他們都是哈爾濱知青。但實際上,她們兩位都很早就任教了,應該說是我的前任教師,相當于“師長”。
                  鄭莉莉我并不是很熟悉,接觸的時間也非常短,只是在我當了老師后,接手的是她的班。但她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到學校后沒過多久,就到四分場的教師培訓班學習去了。那時知青走得多,教師已經有些青黃不接了,所以當地的高中畢業生就被“矬子里面拔將軍”地選拔出來當老師了。因此,教師培訓成了當務之急。
                  培訓結束時,已是春雪融融的季節,——要開學了。因為四年級的班主任鄭莉莉馬上要返城回哈爾濱了,所以學校就安排我接她的班,于是我先跟著她熟悉一下情況。鄭莉莉是個非常敬業的老師。她對學生要求嚴格,上課認真,對學生的情況也了然于心。她給我介紹了班里每一個同學的情況,這使我還沒有接手班級,就對班級的情況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了。
                  很快,鄭莉莉走了,我也正式開始了教學工作。但沒過多久,我接到了鄭莉莉的來信。她還是放心不下她的學生,囑咐我要注意些什么,指導我怎樣才能教好學生。她那種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讓我十分震撼,也對我今后工作態度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后來,我利用到哈爾濱的機會去她家里看望過她。她仍是那么熱情,待我像久別重逢的老友。
                  鄭莉莉寫一手非常漂亮的鋼筆字,是非常標準規范的硬筆行楷,據說那是她刻苦練習的結果。
                  劉惠珍相對較熟悉,是因為我們曾一同在四分場參加過培訓班,算是有過“同學”的經歷了。劉慧珍像一個大姐姐,很會關心人。但與她共事的時間也不長,她就返城回哈爾濱了。80年3月,我路過哈爾濱去看望杜老師的那次,也曾去她家里看望過她,還在她家里住過一夜。她還陪我去市里的公園看了著名的哈爾濱一絕——冰雕。84年的夏天,我去哈師大面授,正好孫亞珍也在哈爾濱探親,于是我和孫亞珍一同去看望她。她陪我們到松花江邊去游覽觀光了一天。她非常認真地對我說:“以后你調到哈爾濱來吧。你哪兒也別去,就到哈爾濱來就行。”聽她口氣,好像哈爾濱就那么好“來”、而我又是想到哪兒“去”就能到哪兒“去”似的!我對“就到哈爾濱來”是從沒敢抱過什么幻想的。因為那時候,城鄉差別巨大,“到哈爾濱來”簡直比登天還難!但無論是客氣也好,真心也罷,她的這句話,讓我一直感到十分溫暖,也很受鼓舞!
              據說她后來辦了個幼兒園,很忙。
               
              七、我的兩位知青好友
               
                  我與蘇斌和楊來民成為好友,是在大多數北京知青已經返城之后。那時,只要不出車,我幾乎天天晚上都泡在他們的宿舍里。
                  蘇斌最早是連隊的衛生員,后來擔任了負責共青團和青年工作的副指導員。他沒有架子,很樸實的一個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給貓找靜脈。一天傍晚,他叫我吃完晚飯后到他的醫務室里去,說是要我幫他一個忙。原來,他為了觀察貓的靜脈是怎樣的情形,就把傅宗敬家的貓要了來,要給它解剖找靜脈,讓我去幫忙。當我來到醫務室的時候,他顯然早已經到了,并且做好了準備工作,因為那只貓已經被四腳朝天地綁在衛生室的病床上,正凄厲地哀嚎著……我忍受不了那只貓的凄慘哀聲,所以連看都沒有看那只貓一眼,就轉身逃走了。直到現在,我都十分佩服他的鉆研精神。不過我一直沒想明白:貓的四只爪子好像四把刀子似的,他一個人,是怎樣把那只貓給四腳朝天地綁在床上的?
                  漸漸地,我與他的交往越來越密切,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77年的夏天,我和他一起在分場參加一個共青團工作的會議。那天晚飯后,我們一起在通往二隊的公路上散步。夏天的太陽落山晚,正是落霞滿天的時候,在這絢麗的晚霞中,我們一路暢談著人生和理想。不知不覺中,已經快走到二隊了。
                  楊來民長著一張和善的面龐,白白胖胖的,很愛笑,而且笑起來很可愛。他的踏實肯干令我印象深刻。那時他在康拜因上,無論是春天檢修,還是麥收秋收,他經常是或者一臉油污、或者一臉塵土地回來。但他好像從不知疲倦,臉上總是樂呵呵地掛著笑,露出一排潔白而整齊的牙齒。
                  跟蘇斌一樣,他也有一股鉆研勁兒,也喜歡動手實踐一番。當然,他和蘇斌鉆研的方向不一樣。那時,他不知從哪里看到了關于風力發電的介紹,于是,他就開始鉆研起來。那段時間,他一有空就一心撲在風力發電機的研制上。找材料,做設計,安裝制作發電機,忙得不亦樂乎。風力發電的原理其實并不復雜,就是讓風吹動風扇,風扇帶動轉子,轉子切割了磁力線,就可以發電了。但真正使理論變成現實,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卻不屈不撓。他不知從哪里找來了風扇,找來了傘狀齒輪,以及定子轉子之類,根據介紹,組裝成了一個小的發電機。然后他就到處找風源。一般的地方都沒有合適的風,于是他爬到他們宿舍的房頂上,再把發電機綁在一根長桿子的頂端,高高地豎起來,然后期待著那激動人心的一刻……
                  當然,結果的不成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為在當時,這還是在國際上都非常先進超前的技術,哪有那么容易就一下試驗成功的?何況,后來風電技術引進我國并大規模開發應用以后,我看到的風力發電機的風扇葉片長度有30多米,而他的那個“風力發電機”的風扇葉片,只比一個孩子玩的風轉大不了多少。即便是能夠發出電來,估計那個電量也微弱得測不出來。但他那關注新知識,并且滿懷激情地去學習、實踐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
                  楊來民于1977年前后離開了連隊。他父親好像是空軍部隊的,家住在杭州筧橋機場。大概是他父親隨部隊換防了吧,他返城沒有回杭州,而是直接去了安徽。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他走后的通信地址是:安徽.安慶.月山.87420部隊機動科。他走后,還來信鼓勵我,讓我繼續高考,并給我寄了一摞書,是提供給我高考復習用的。還給我寄過兩張照片,是他結婚后和愛人一起照的。一張是在天安門廣場的留影,一張是兩人一起看書學習的情形,帶著很明顯的時代特征。
                  我到杭州之后,曾去過筧橋機場空軍部隊的駐地。面對著一片整齊的營房,心中暗想:不知楊來民家原來是住在哪棟房子里的?也曾通過114查詢87420部隊機動科的電話。可能是保密吧?沒查到。直到一年多以前,才又重新聯系上他。
               
              八、北京寄來的郵件
               
                  我想被推薦上大學的愿望,在77年破滅了。因為從這一年開始,高考恢復了。那年春天,我剛接了班級。于是就邊教學邊復習。77年的冬天,我和眾多知青一起走上了考場。結果,初試通過了,復試沒過……。第二年再考,又沒過……仍然不灰心,繼續!但命運好像是在跟我開玩笑一樣,第三年還是沒考上!那高考的錄取線總是在我成績上方一點點的地方向我招手…… 
                  轉眼到了1980年了。我接手時的小學四年級,這時已經是初中畢業班了!不能耽誤學生,所以教學不能放松。大學夢未滅,復習也不能放松。我依然在為我的夢想掙扎著。
                  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北京寄來的郵件——一本卷成圓筒狀的16開本的書狀郵件。我急忙拆開一看,是一本北京市石景山中學編寫的《高考復習資料 語文 政治》的合輯。
                  沒有書信說明,沒有寄件人的只言片語,甚至連寄件人的姓名都沒有!但從那熟悉的字體上,我一下子就認出來了——這是佟輯永老師寄來的!
                  淡土黃色的封面,一本中學語文課本那么厚,16開本,十分樸素的裝禎,但內容卻非常精當。
                  我趕緊給他回了信,向他表示感謝,但他并沒有回信。我想,他大概是不想耽誤我的時間,好讓我專心致志地復習吧?
                  從那以后,我如獲至寶,每天晚上,備完課以后,我就躲在關薊走時留給我的那間單人小屋里,埋頭復習。連里放電影,還像以前一樣,過節一般,大人停工,學生停課,都去看電影!因為那幾乎是連隊唯一的文化活動。而我卻利用這個時間,抓緊復習……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點兒不假,就是這一份資料,將我的語文和政治成績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那年高考,我的語文成績85分,政治更是高達90分!
                  那是一份多么珍貴的資料啊!從這份資料中,我學會了閱讀,學會了歸納,懂得了什么是行文的邏輯聯系,也讀到了那么多文學大師的精美文章……它就像給我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看到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
                  我后來一直像珍藏寶貝一樣珍藏著這份資料。可是我的一個同學得知了我有這么一份資料,硬向我借了去,卻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再也討不回來了!我想他可能    也是因為愛不釋手,不肯還我了吧!我像失去了一個寶貝一樣,一直心疼到現在……
                  可以說,佟老師是我人生道路上另一個在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的人——一個北京知青!
               
              九、來自一個素昧平生者的幫助
               
                  我還要提起一個哈爾濱的知青——一個我現在連他的名字也忘記了的人,但卻也是給了我至關重要的幫助的人。
                  1980年,我被選送到牡丹江師范學校大專中文班去進修。學制三年。1983年,在即將畢業的最后一個學期,偶然得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哈爾濱師范大學當年要在全省招收本科函授生!
                  這可太好了!我當年暑假專科畢業,哈師大秋季本科招生,正好可以接上。趕快復習!但考什么呢?有復習資料嗎?周圍沒有一個人知道。怎么辦呢?干脆,去一趟哈師大吧!于是,利用“五一”放假的兩天時間,我獨自一人直奔哈師大而去。
                  到了哈師大,我直接找到了函授部。這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很多人在忙碌著。迎門而坐的是一位非常精干的年輕人。見我進來,他朝我笑笑,問我:“你找誰?有什么事?”我把我的來意向他做了簡要說明。他于是向我介紹了要考試的課程。我又問他,學校出不出復習資料?什么時候能印出來?他告訴我說,學校正在組織老師編寫復習資料,不過還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印出來。隨后,他問我是哪里的?我告訴他,我是八五二農場六分場一隊的。他一聽,笑了,說:“你猜我是哪兒的?我是一分場二隊的。”說到這,兩人的關系好像一下子又近了許多。于是他向我說起他們在農場時穿過樹林到我們連隊的水庫里偷魚的往事。后來,我問他,復習資料的價格是多少?可不可以把錢留給他,等資料出了以后讓他幫我寄?他非常爽快地答應了。于是,我給他留下了5塊錢后,就返回了學校。
                  隨著資料的陸續印出,他就一本一本地給我寄,要考試的四門課程的復習資料都寄來了。那時,我們大專正值畢業考試之際,功課非常緊張,因此,白天要上課和復習畢業考試的內容,晚上,宿舍里是到了規定的時間就按時熄燈的,只有走廊的燈是整夜亮著的。于是,我就借著走廊的燈光復習哈師大本科函授招生考試的課程。
              7月20日,我們畢業了。去看望了幾個老師,向他們告了別,我就離開了學校。到家僅僅呆了一天,26日,我就趕到了佳木斯,參加了哈師大本科函授的統一招生考試。一個月后,我收到了錄取通知書。但和我一起去參加考試的好幾個我很熟悉的八五二的老師,卻都遺憾地落榜了。這不能不說是虧了這些復習資料,虧了這位素昧平生的返城知青的真誠幫助。
                  第二年,我的高中同學、六中的物理老師范軍也去參加哈師大的本科函授考試。考完之后,在從佳木斯返家的火車上,他竟然和這位知青相鄰。那位哈爾濱知青是作為哈師大的老師監考去的。考完之后,大概是順便回一分場二隊探訪,所以他們便一路同行。當他得知我的同學也是六分場中學的,并且竟是我的同學和同事之后,他說起了我去年去哈師大托他寄資料的事。并告訴范軍說:那5塊錢買了四冊資料后,還剩下一塊兩毛五。他讓范軍把剩下的這些錢帶回去還給我。但范軍以“他感激你還來不及呢,不會計較這點錢的”為理由,沒有讓他還這個錢。
                  后來,我去哈師大面授時,曾去函授部找過他,但沒有見到。現在,一轉眼,快三十年過去了,他也該退休了吧?只是,我再也無法知道他的名字。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位與我素昧平生,卻給了我真誠而重要幫助的哈爾濱知青。
              哈師大本科函授畢業的前夕,我就調到了杭州,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歷程。不用說,這個本科函授的學歷,對我調到杭州來,還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的。
                  不想說結束的結束語
                  我與知青的情緣,從見到知青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其實還有很多故事和很多人,限于篇幅,都沒有寫到。因此,這是一段不想說結束的結束語。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改變了這些“知青”們的命運,使他們本應是順利平坦的人生之路,在一夜之間發生了重大轉折,他們被時代、被歷史拋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一個遙遠、貧窮、落后、甚至尚處于蒙昧狀態的世界。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是被時代和歷史賦予了一個責任,一個偉大而又帶有悲壯色彩的責任,即:無論是這個群體,還是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分子,也無論他是否自覺或自愿,都無可推卸地擔當起了改變中國邊遠農村、包括農場的落后面貌、傳播現代文明的歷史責任!正是這種被歷史賦予的偉大責任,才換來了當年還處于蒙昧、落后狀態下的北大荒的覺醒和進步!
              我非常熱愛北大荒那片美麗的土地。在我的腦海里留下的也盡是她那壯麗的身影:高遠的天空或一碧如洗,或白云悠悠;藍天之下,是那一望無際的遼闊的原野,視野所及之處,綠樹婆娑,草苫的紅磚房掩映其間,那是一個個連隊。
                  春天,積雪還沒有完全融化,勤勞的人們就踩著節氣開始春播了。當茂密的森林由鐵灰慢慢地變成淺綠再幻化成深綠時,布谷鳥就開始歡快地歌唱,而那時,一望無際的田野已經是一片綠意盎然,生機勃勃,像一片綠毯直鋪到天邊。碧綠的田野里移動的小紅點兒,那是在耕作的拖拉機……
                  夏天,當成熟的小麥開始收割時,那一片燦爛的金黃又是那么的令人陶醉。無邊的田野里,麥浪滾滾,麥香撲鼻;收割機在麥浪中遨游,拉糧的汽車拖拉機在田間馳騁;場院上金黃的麥子被揚起,又瀑布般地灑落;入囤的人們扛起裝滿的麻袋,小跑著登上高高的跳板,將曬干的小麥倒進囤中,歡歌笑語就在這緊張的勞動節奏中飄蕩……
                  秋天,遷徙的候鳥開始南飛,成群的大雁一會兒排成“人”字,一會兒排成“一”字,帶著留戀,鳴叫著,飛過那秋陽高照的天際。
                  我覺得知青這個群體,也像一群候鳥——當年他們來到北大荒,猶如北飛的雁群,帶著喜悅和向往,在春天里,歡快而熱烈地飛落到這片黑土地上,喚起了黑土地的第二次覺醒。隨后,他們在這里舞動青春,揮灑汗水,釋放才華,讓北大荒煥發出了自它千年沉睡醒來之后最燦爛的年華。北大荒迎來了一個最輝煌最燦爛的夏天。隨著第一只大雁的起程南飛,秋的訊息來臨了。當成群的雁陣懷著留戀離去,北大荒也有如進入了寂寥的秋天……
                  知青的離去,給北大荒留下的是不舍,是傷感,是懷念。但他們曾經給北大荒帶來的生機,帶來的繁榮,帶來的文明,卻成為了北大荒的精神財富而被繼承和發揚。他們是北大荒這片黑土地上一道曾經有過的最美麗的風景!他們是黑土地上曾經駐留過的精靈!他們給北大荒帶來的精神財富,會永遠留在北大荒人的心中,永遠留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永不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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